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初。

应天府笼罩在运动会筹备的热潮中。

街头的布告栏贴满了海报，茶馆酒肆里人们兴奋地议论着即将到来的赛事——射箭、摔跤、蹴鞠（现在叫足球了），还有那个新奇的“篮球”。

工程队在玄武湖畔平整土地，搭建看台和简易场馆。

从各省选拔的运动员陆续抵京，住在临时搭建的营房里，每天晨起操练，引得市民围观。

王卓忙得脚不沾地。

他既要协调场馆建设，又要审定比赛规则，还要应付各地官员的各种请示——山东布政使问射箭比赛能不能用传统弓，河南来报来说摔跤手吃了牛肉腹泻能否换人，广东来的足球队要求使用自己带来的皮球……

这日午后，他正在东大营地办公室里核对预算表，窗外传来工地的夯土声和民夫的号子。桌上摊着运动会赛程安排，从九月十八开幕式，到十月初五闭幕，整整十七天。

一切都按计划推进。

土地清丈在孔家表态后势如破竹。江南的士绅、淮西勋贵、各地的皇庄……一个个在皇室与孔家的“榜样”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交出了隐匿的田产。

朝廷派出的清丈队拿着卫星地图和鱼鳞册，一亩一亩地核对，一尺一尺地丈量。

民间确实有些杂音。茶馆里偶尔能听见酸腐文人低声议论：

“朝廷这是钓鱼执法啊……先放出百亩免税的饵，等大鱼上钩，再一网打尽。”

“可不是？那些世家大族，真以为把地挂在佃户名下就能逃税？结果呢？地没了，个人所得税还得照缴。”

“鬼蜮伎俩……不是堂堂正正的治国方略。”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锦衣卫的密探把这些议论报上来，朱棣看了只是一笑：“让他们说去。现在皇室左手钱袋子，右手枪杆子，几个酸儒私下发发牢骚，翻不起浪。”

王卓对这个局面很满意。

他当然知道，这距离“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还差得远。

那些真正的豪门大族，核心产业早已转移到工矿、商贸、海外贸易上，土地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装饰。

真正伤筋动骨的，是那些还守着田产过日子的中小地主。

但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