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魂魄想回家，飘了三个月才回到柳塘。”阿丽终于流下眼泪，泪是透明的，在月光下像珍珠，“我看见我妈整天路，我爸三年后喝农药死了。我家房子卖了，弟弟带着我妈去了外地，再没回来。”

“我在村里飘了十五年，看着柳塘慢慢干涸，看着老人一个个死去，看着房子一栋栋空掉。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要回来？回来看着这一切慢慢消失？”

我给她递纸巾，她摇摇头，眼泪自己消失了。

“我想报仇，当年根本没能力。”阿丽看着我的眼睛，“我修炼了十五年，聚集怨气，就是想去南京找李建军。但我发现我去不了——我的魂魄被束缚在这里，离不开柳塘超过十里。”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除非有人带我出去。”

堂屋里，月光移动了一寸，照在父亲遗像的玻璃上，反射出一点微光。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阿强哥。我知道你也苦了一辈子。但昨天我看见你在院子里种花，认真的样子，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忍不住想……和你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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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了很久，酒已经完全醒了。

“他在南京？”

“不，他现在在上海，已经是高官了。家里有道士设了阵法保护，因为这些年他又害了不少人。”

我看着阿丽苍白的脸，想起小时候她总是跟在我后面，我爬上树摘桑葚，她在下面用衣襟接着。有一次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得稀里哗啦，我背她回家，她在我背上小声说：“阿强哥，你真好。”

“我带你去。”我说。

阿丽睁大眼睛：“阿强哥，这很危险。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混混了，他现在有权有势，还有道士……”

“我三十九岁了，阿丽。”我打断她，“父母死了，没老婆没孩子，在厂里耗了二十年，最后被一万八千块打发回家。你说，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笑了，笑声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回响：“很多我们这代人都活够了，真的。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

阿丽的眼泪又流下来，这次她没有擦。

“明天我们就走。”我说。

第二天早晨，我去堂叔家，说要去上海找份工作。堂叔没怀疑，只是叹气：“这么大年纪了，还往外跑什么？”

“总得试试。”我说。

我把剩下的钱大部分留给了堂叔，托他照看老宅。“院子里的栀子花记得浇水，如果能活，明年就能开花了。”

堂叔点点头，眼睛里有点湿润。“早去早回。”

我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阿丽不能白天出现，她藏在我随身带的一个小木盒里，那是母亲当年的梳妆盒，漆已经斑驳了。

坐上去县城的车，我从车窗看着柳塘渐渐远去。塘边的枯柳在晨雾中像淡淡的墨迹，渐渐模糊。这个我出生长大又逃离的地方，现在又要离开了，可能是最后一次。

火车上，我买了硬座。周围是各种口音的人，有去打工的年轻人，有探亲的老人，有跑生意的小贩。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没座位，我让了一半给她。她连声道谢，孩子睁着大眼睛看我。

“您去哪？”那母亲问。

“上海。”

“去打工？”

“算是吧。”

孩子伸手抓我的手指，软软的，热热的。我想起如果我当年结婚，孩子也该这么大了。但哪有姑娘愿意跟一个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的人呢？

夜里，车厢里安静下来，人们以各种姿势睡着了。我打开木盒，低声问：“你还好吗？”

阿丽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还好。谢谢你，阿强哥。”

“跟我说说南京吧，你那时候过得怎么样？”

阿丽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讲述。她在服装厂的日常，流水线上永远做不完的裤子，食堂里永远油不足的菜，宿舍里姐妹们夜里的悄悄话。她说起秦淮河的灯火，说起中山陵的台阶，说起新街口拥挤的人潮。

“其实挺苦的，但那时候年轻，总觉得有希望。”她的声音很轻，“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最开心，去寄钱，想着家里又能宽裕一点。然后和姐妹们买点零食，在宿舍里边吃边聊，说以后要开个小店，自己做老板。”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偶尔经过一些城镇，灯火一闪而过。我想起二十年前离开柳塘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模糊的景色，心里满是迷茫和一点点希望。

现在，希望早已耗尽，只剩下一个明确的目的。

“阿强哥，你后悔吗？”阿丽问，“后悔跟我去上海？”

“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

天快亮时，阿丽说她要休息了。我合上木盒，看着窗外渐亮的天空。田野、村庄、工厂、河流，一切都在后退，像不断翻过的时间。

上海大得让人窒息。

高楼像密林一样挤在一起，街道上车流不息，人群匆匆来去，每个人都盯着手机或前方，没人看别人一眼。我站在火车站出口，拎着破旧的行李箱，像个从时光裂缝里掉出来的人。

阿丽能感知当年凶手在哪里，按阿丽的指示，我坐地铁、换公交，来到一个安静的高档小区。门口有保安，围墙上有摄像头，里面是一栋栋小洋楼，家家户户都有花园。

“就是那栋，白色的，三楼。”阿丽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

我假装路过，慢慢走过那栋楼。花园里种着玫瑰花，开得正艳。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女人在浇花，可能是保姆。三楼阳台上有个人影，看不清脸，只能看出是个男人，正在打太极拳。

“他现在姓赵，叫赵建国，是某个部门的重要人物。”阿丽说，“他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但关系网还在。所以他能平步青云。”

我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房间很窄，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一天五十块，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去小区附近观察。李建军的生活很规律：早晨七点下楼遛狗，八点司机来接他上班，下午六点回来，晚上很少出门。他家有个年轻女人，可能是妻子或情人，还有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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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晚上，阿丽说：“阵法很强，我进不去。但能感觉到里面不止一个道士，至少有三人轮流值守。”

“硬闯？”

“不行，他们会立刻察觉。”阿丽说，“得想办法让他出来，到没有阵法保护的地方。”

我们等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花光了大部分钱，只能每天吃泡面。旅馆老板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怀疑，问我到底来上海做什么。

“找老乡介绍工作。”我说。

“这么大年纪了，不好找啊。”老板摇头。

第七天晚上，机会来了。赵建国接了个电话，然后对家里人说晚上有个应酬。司机接他去了外滩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

“那里人多，但餐厅里可能有防护。”阿丽说，“我们等他从餐厅出来。”

我在餐厅对面的一家便利店坐着，买了瓶水，从窗户盯着门口。两小时后，赵建国出来了，脸色微红，可能喝了酒。他让司机先回去，自己沿着江边散步。

外滩的夜晚灯火辉煌，游客如织。赵建国走得很慢，偶尔停下来看看江景。我跟在后面，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离。

走到一段相对安静的地方，他停下来，点了支烟。江风吹起他的头发，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保养得很好，头发乌黑，身材挺拔，完全看不出是个杀人犯。

就是现在。

阿丽从我身上飘出，只有我能看见她——一个淡淡的白色影子，长发在江风中飘舞。她向赵建国飘去，周围的温度突然下降了好几度。

赵建国打了个寒颤，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头看了一眼。

就在这一瞬间，阿丽扑了上去。

但就在她要碰到赵建国时，一道金光突然从他胸前迸出，把阿丽弹了回来。赵建国踉跄后退，脖子上一个玉佩正在发光。

“果然有护身符。”阿丽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带着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