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走到沙发前坐下，揉了揉太阳穴：“我理解他们的顾虑。但是，不能因为怕出事，就不做事！汉东的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营商环境如果不彻底改善，资本、人才都会流失。我们等不起啊！”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沉重：“更重要的是，这种‘软抵抗’的背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很多人不是在观望我沙瑞金，而是在看高育良和祁同伟的脸色行事！”

田国富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这一点，我也有同感。高育良在汉东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布各级衙门。祁同伟手握公安力量，在政法系统影响力巨大。他们两位，虽然表面上积极配合您的工作，但在私下里，尤其是高育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只言片语，对干部们的倾向影响很大。”

田国富压低了声音：“我听到一些反映，有些干部私下议论，说沙书记您是‘过江猛龙’，搞的是‘休克疗法’，动静太大，未必适合汉东的水土。而高书记和祁厅长才是‘稳’字当头，懂得体恤下情，跟着他们走，至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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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沙瑞金冷哼一声，“什么是安全？尸位素餐、庸政懒政就是安全？看着问题积累、矛盾激化就是安全？这种‘安全’，是最大的不安全！是对汉东人民极大的不负责任！”

他站起身，有些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育良同志和同伟同志，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有这个觉悟和格局！如果因为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考量，就纵容甚至暗示这种不作为的风气蔓延，那才是对汉东事业最大的伤害！”

田国富沉默了片刻，谨慎地选择着措辞：“瑞金书记，话是这么说。但现实是，在高育良和祁同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甚至态度暧昧的情况下，很多本地干部确实不敢轻易站队，更不敢放开手脚去推动那些可能触动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他们认为，沙书记您……毕竟是外来者，而高育良和祁同伟，才是汉东‘自己人’，根基深厚。”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沙瑞金的心头。他停下脚步，再次望向窗外。是啊，“外来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短板。尽管他代表着上级的权威，带着使命而来，但在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网络中，“自己人”和“外来者”的界限，有时比政策、比原则更加分明。

他原本指望通过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李达康，能够迅速树立权威，打破这种地域隔阂。现在看来，他低估了高育良和祁同伟所形成的“汉大帮”或者说本土势力的韧性和影响力。李达康的倒台，反而让剩下的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高祁周围，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