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引述《资治通鉴》中的典故，从秦汉的兴衰，到隋唐的治乱，分析历代王朝在开创期、鼎盛期和衰落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他特别强调了鼎盛期往往隐藏的危机：

“一个政权，在夺取天下、开创基业时，往往能够励精图治，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能‘其兴也勃焉’。”高育良侃侃而谈，声音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但到了承平时期，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容易脱离群众，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如果不能及时警醒、自我革新，就会逐渐走向‘其亡也忽焉’。”

他将历史典故与当前的实际工作相联系：“比如，我们现在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个‘稳’不是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稳’，而是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来谋求‘进’。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盲目冒进，可能欲速则不达；但一味求稳，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积累更深层次的矛盾。”

这时，他话锋一转，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了汉东的现状：

“我们汉东省，经过历届班子的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着成就。”他首先肯定了成绩，这是必要的铺垫，“但是，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领域还存在风险隐患，社会治理面临新情况新挑战。”

小主，

“因此，”高育良的声音提高了些许，目光变得凝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汉东的工作，必须坚持‘稳’字当头。这个‘稳’，是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要在稳定中化解风险，在稳定中调整结构，在稳定中改善民生。任何改革举措，都要建立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把握好时机和力度，注重综合平衡，确保不会引发不必要的震荡。”

他详细阐述了“稳中求进”在汉东的具体体现：比如，在经济发展上，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不能单纯追求GDP增速；在深化改革上，要更加注重系统性和协同性，不能搞“单兵突进”；在社会治理上，要更加注重法治和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讲究‘执两用中’。”高育良再次引用传统文化来佐证他的观点，“这不是和稀泥，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极高的治理智慧。它要求我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要把握好事物的度，不偏不倚，避免过度和不及。我们现在强调的‘综合平衡’，就是这种智慧在现代治理中的运用。”

整个授课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高育良学养深厚，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将深奥的理论和复杂的现实问题，用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方式娓娓道来。台下不少年纪稍长、偏好传统文化的干部听得频频点头，觉得高书记水平就是高，看问题透彻，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文化底蕴，比之前沙瑞金那种“硬邦邦”的改革论调听起来舒服多了，也“稳妥”多了。

然而，坐在中间靠后位置的几位相对年轻的干部，虽然也在认真记录，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些不同的思绪。

一位来自某改革前沿城市的年轻区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历史周期律”、“稳中求进”、“综合平衡”等关键词，但在旁边悄悄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他心想：“高书记的课引经据典，确实有水平。但是，通篇听下来，感觉‘求稳’的分量远远大于‘求进’。面对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新出现的挑战，这种过于强调平衡和稳妥的思路，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拖延甚至保守的借口？沙瑞金书记在的时候，虽然压力大，但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锐气，确实推动解决了不少积攒多年的顽疾。”

他旁边一位省直机关的年轻处长，也有类似感受。他注意到，高育良在谈到具体工作时，多次使用“继续做好”、“扎实推进”、“不断完善”等词汇，而很少出现“突破”、“创新”、“攻坚”这类更具改革色彩的词。他隐约感到，汉东的发展节奏，可能真的要进入一个与沙瑞金时期截然不同的“平稳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