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材质是普通，但设计凝结了创作者的心血！它的价值在于设计理念和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守护’与‘团结’！你们觉得它成本低卖得贵就是犯罪？那请问，那些国际大牌，Gucci、LV、巴宝莉！他们一个包包的成本才多少？凭什么能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难道它们不是艺术品？难道买它们的人都是被勒索、被强迫的吗？你们不去查那些暴利的奢侈品，反而来质疑我们学生充满创意和梦想的艺术品交易，这不是在保护学生，这是在**把艺术的萌芽扼杀在摇篮里！扼杀我们年轻人创业的热情！**”

我这一连串的反问，如同机关枪扫射，把教导主任和警察都打懵了。尤其是那个年轻警察，脸上的愤怒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错愕。他们显然没料到，一个初三学生，竟能如此“有理有据”地将赤裸裸的剥削行为偷换概念，上升到“艺术价值”和“创业自由”的高度，甚至熟练地拉出奢侈品巨头做挡箭牌！那份超越年龄的狡辩能力和冰冷的逻辑，让他们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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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这是强词夺理！” 教导主任气得手指发抖。

“强词夺理？” 我冷笑一声，从随身的文件夹（早有准备）里抽出一叠复印件，“啪”地拍在桌上，“这是所有购买者的**自愿购买协议**！白纸黑字，签名画押！我们为了防止有人享受了‘守护’却想白嫖、恶意诬陷我们，特意制定的！每一份都写明了这是自愿购买具有收藏和象征意义的艺术纪念品！请问，哪一条法律禁止学生售卖自己设计的纪念品了？哪一条法律规定了纪念品的定价上限？”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警察拿起那些所谓的“协议”，眉头紧锁。上面的条款写得冠冕堂皇，将“保护”功能模糊化，重点强调“艺术收藏”和“自愿原则”，滴水不漏。

僵持不下，警察和老师最终决定通知家长。电话打到了母亲那里。我立刻接过电话，声音瞬间切换成带着哭腔的委屈和惊恐：

“妈！呜呜……他们冤枉我！我就是和几个同学一起设计了个小徽章，想着锻炼下商业头脑，也能赚点零花钱……谁知道卖得还不错，就有人眼红了！那几个高二的，他们买了又想反悔要钱，我们按协议不给，他们就诬陷我们收保护费！还报警！妈！警察叔叔说要抓我去少管所……我害怕！他们高一高二高三的都买了，比我们大那么多，我们初三的怎么欺负得了他们？我们就是想做点小生意啊……他们这是要毁了我！要在我的档案上抹黑啊妈！”

我声泪俱下（大部分是挤出来的），将受害者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地戳中了母亲最敏感的两处神经——儿子的“清白”和未来的“档案污点”。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瞬间变得冰冷而强硬：“小翼别怕！妈知道了！把电话给负责的警察！”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母亲直接拨通了当地派出所领导的电话。几句带着威压的交谈后，那位中年警察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对着话筒连声应“是”，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

“咳……” 中年警察放下电话，清了清嗓子，语气缓和了许多，“经过调查……目前证据确实不足以证明存在敲诈勒索和组织黑社会性质活动。购买协议……是存在的。同学之间的经济纠纷……建议你们学校内部调解处理。” 他避开了我的目光，对教导主任说完，便带着一脸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的年轻警察，匆匆离开了。

教导主任看着这一幕，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这场“风暴”，在更高层面的权力干预下，已经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走出教导处，门口等候的徐宇飞和韩华等人立刻围了上来，脸上写满了紧张和询问。

“翼哥！怎么样？没事吧？” 徐宇飞急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