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和烟盒纸，凭着王大叔的描述快速画起来：“前门有几个人守着？厨房的门能从里面锁吗？”

“前门估计得有四个，都是虎哥的贴身手下，带刀的。”王大叔想了想，“厨房的门是木的，有个插销，能从里面锁，但去年冬天坏了，现在只能从外面锁。”

记下最后一个细节，林砚把烟盒纸叠好放进内袋：“谢谢您，大叔。廿八那天您别去码头，待在家里别出门。”他起身要走，王大叔突然拉住他的胳膊，塞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路上吃，暖身子。你们抓虎哥，是为我们好，可千万要小心。”

林砚攥着红薯，心里沉甸甸的。走出棚户区时，西北风更烈了，红薯的热气透过指尖传到心里，让他更加坚定——不能让这些善良的人再受欺负。

回到警局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李建国和苏晓都没走，正围着一张更大的白纸等着他。林砚把烟盒纸摊开，苏晓立刻接过，用尺子比着，把食堂的结构重新画在白纸上：“大厅十张桌子，标注为1到10号；厨房在左侧，地窖入口在厨房东北角；前门为主要出入口，后门通码头广场，地窖出口通芦苇荡。”

李建国看着图纸，手指点在“地窖出口”的位置：“这里是关键，得派一组人守着，防止他们从这里跑。”

“还有账本。”林砚突然开口，“老吴的笔录里提到，虎哥每次年会都会带账本，记录一年的赃款收支。如果能拿到账本，就能把他的团伙连根拔起。”

就在这时，值班民警小张跑了进来：“林哥，李队，刀疤醒了，吵着要见你们，说有重要的事要交代。”

刀疤是上次在码头抓获的团伙小头目，被抓后一直装死，不肯开口。林砚和李建国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期待——这或许是另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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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刀疤坐在椅子上，脸上还带着伤，看到林砚和李建国进来，眼神躲闪了一下。“我要戴罪立功。”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声音沙哑，“我知道虎哥年会的事，还知道他把账本藏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