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五沉吟片刻，断然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长久之计。 须有根本之策。”他当即下令，召集监内所有精通水文、漕渠事务的官员和技术工匠，包括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水部令史和熟稔河道的老河工，举行一次漕务会议。

会议在都水监的正堂举行。与会者大多第一次见到这位以“漕运新策”闻名的年轻监丞，见他并无官场虚礼，开门见山便要求众人直言漕运弊病和改进之法，起初皆有些拘谨。但在赵五诚恳的态度和有针对性的提问下，大家渐渐放开，纷纷建言。

一位脸庞黝黑的老河工壮着胆子说：“大人，小的在汴渠跑船三十年，近年淤塞快，主因是上游山林砍伐太过，泥沙俱下。光清河道不行，得在上游植树固土！”

一位精于计算的主簿补充道：“漕船调度亦是问题。各段漕司各自为政，船只空返、等待时有发生。若能统一调度，分段接力，如传驿马，效率必增。”

还有一位年轻的水部令史提出：“江东犁（一种改进的曲辕犁）翻土效率高，或可改造用于清淤挖泥。”

赵五认真听取每一条建议，让书吏详细记录。他结合这些一线经验和自己前世的知识，脑海中逐渐形成一个综合整治方案的雏形：它不仅包括河道本身的疏浚与维护，更涉及上游水土保持、漕船标准化设计与统一调度、关键闸坝的改造与管理优化，甚至包括设立专项基金，以较为公平的佣直制度招募专业河工，替代强征民夫。

然而，方案初成，阻力立现。首先是资金问题。初步预算报至户部，很快被驳回，理由是“国用不足，漕运旧例尚可维持，不宜更张过急”。这背后，显然有因郑家倒台而利益受损、但仍盘踞在相关部门的保守势力在作梗。

其次是人手和技术官僚的消极怠工。当他要求重新勘测所有主要漕渠的详细水文数据时，几位资深官员纷纷以“旧档俱在，何必劳民伤财”或“身体抱恙”为由推诿。甚至有人暗中散布谣言，说赵五“好大喜功，扰攘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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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局，赵五并未硬碰硬。他采取了几项措施：其一，借势。他将精心撰写的《漕运利弊及革新疏》最终定稿，通过柳别驾和李泌的渠道，再次呈送皇帝及几位关心实务的宰相。文中不仅详述新策，更以冯翊成功案例和数据说话，强调革新带来的长期效益远大于短期投入。

其二，争取支持。他主动拜访了那位在朝堂上有过一面之缘、以刚直务实着称的御史李栖筠，以及几位在工部、户部任职、对漕运积弊早有不满的中层官员，寻求同盟。他将都水监遇到的困难坦诚相告，争取他们在各自权限内的支持。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小处着手，做出实效。他选择汴渠淤塞最严重的十里河段作为突破口，不等户部拨款，利用都水监有限的公廨钱，招募流民中的青壮，以工代赈，并请那位老河工指导，采用改进的清淤方法。同时，他亲自设计了一种简单的双程调度表，在渭水—黄河口一段试行分段转运，减少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