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皇帝退位的消息，传到白鹿滩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元年的春天了。

村里人，对谁当皇帝，谁当总统，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地里，能不能长出庄稼；仓里，有没有余粮；乡约，还算不算数。

然而，这世道，终究是变了。

最直观的变化，是县城里，那座挂着“县衙”牌匾的老衙门，换上了一块写着“县公署”的新招牌。留着辫子的前清县太爷走了，来了一个穿着一身笔挺西装、剪着短发的“新县长”。

这位新县长，姓孙，是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他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白鹿村的头上。

这天，一辆在乡下极其少见的黑色小汽车，“噗噗噗”地冒着黑烟，停在了白鹿村的祠堂门口。孙县长带着两个穿着制服的随从，在白景琦和鹿显宗的陪同下，走进了祠堂。

他看着祠堂门口那块刻着乡约的石碑，眉头，就皱了起来。

“白族长，”他指着那块石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如今，已是民国。凡事，都要讲究‘新政’，讲究‘法制’。这些个宗族私立的乡约、族规，都是前清的糟粕，是束缚百姓思想的枷锁！从今日起，都该废除了！”

他又从随从手里，拿过一本小册子，递给白景琦。“这是，我们县公署，新颁布的《乡镇管理章程》。以后，你们白鹿村，就按这个来办。”

整个祠堂，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乡邻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觑。他们或许不识字，但他们心里都清楚，那块石碑，是他们白鹿村安身立命的根！要是没了它，这村子，怕是又要回到以前那种，乌烟瘴气的日子了。

白景琦接过那本薄薄的册子，翻都没翻一眼。他只是，对着那位年轻气盛的新县长，不卑不亢地，拱了拱手。

“孙县长，”他的声音，很平静，“您说的‘新政’，‘法制’，草民不懂。草民只知道，我白鹿村，能有今日之安稳，靠的，就是这块石碑上，刻着的规矩。”

他指着祠堂里，那些正在吃饭、玩耍的乡邻。“有了它，村里，没人敢强占土地，没人敢垄断水源，没人敢囤积居奇，没人敢欺压妇孺。它，不是什么‘糟粕’，也不是什么‘枷锁’。它，是我们白鹿村三百多口人，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天理’！”

“这‘天理’，要是废了。那您这本新章程，再好，怕是也管不住，那饿着肚子、红了眼睛的人心啊！”

一番话，说得在场的所有乡邻，都跟着，重重地点起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