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率兵讨伐李希烈，驻扎盱眙，听说朱泚作乱，回到广陵，挖掘壕沟，修筑营垒，整治铠甲兵器。浙江东道、西道节度使韩滉封锁关口桥梁，禁止马牛出境，修筑石头城，挖井近百口，修缮馆舍府第数十处，修建坞堡垒壁，从建业起，直到京岘山，城墙岗楼相连，以防备皇上渡江，同时也巩固自己的防务。陈少游调发三千士兵在长江北岸大规模检阅。韩滉也调发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响应他。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要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叛贼占据长安，收复无期，想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同意，陈少游想杀他。包佶恐惧，将妻子儿女藏在文书档案中，急忙渡江。陈少游没收了全部钱帛。包佶有守护财物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夺取了。包佶只和数十人一起到了上元，又被韩滉夺取。
当时南方藩镇各自封闭边境自守，只有曹王李皋多次派使者开辟道路贡献物品。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贡都从宣州、饶州、荆州、襄州奔赴武关。李皋治理驿站，平整道路，因此往来的使者，通行无阻。
皇上向陆贽询问当前最迫切的事务。陆贽认为以往导致祸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通，劝说皇上接近臣下听从谏言，于是上疏，大略说：“臣认为当今的急务，在于审察众人的情绪，如果众人非常希望的，陛下就先实行；众人非常厌恶的，陛下就先去除。希望和厌恶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归附的，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过。治乱的根本，系于人心，何况正当变故动摇的时候，在危疑背离的关头，人心归附就能树立，人心离去就会倾覆，陛下怎能不审察众人的情绪，与他们同好同恶，使亿万民众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确实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又说：“近来私下听到众人的议论，仔细探究了群情，四方担忧朝廷内外意见相违，百官又担忧君臣之道阻隔。地方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陛下。皇上的恩泽不能向下布施，下情被阻塞不能上闻，真实情况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中间隔阂，真伪在其中混杂，怨言聚集喧嚣，诽谤纷纭传播，想要没有猜疑阻隔，怎么可能呢！”又说：“集中天下的智慧以帮助自己聪明，顺应天下人的心愿以施行教令，那么君臣同心，怎么会不听从！远近归心，谁还会作乱！”又说：“考虑事情有看似愚蠢却接近正道的，事情有关键却看似迂腐的。”奏疏呈上十天，皇上没有采取行动，也不追问。陆贽又上疏，大略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民心；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所以孔子认为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是说治理之道由此产生。”又说：“《易经》，乾在下坤在上称为泰卦，坤在下乾在上称为否卦，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称为益卦，减损下面增益上面称为损卦。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颠倒了，反而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主在上而臣子在下，道义上顺理成章，反而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君主约束自己而宽待人民，人民必然喜悦而尊奉君主，难道不叫益吗！君主蔑视人民而放纵自己，人民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主，难道不叫损吗！”又说：“船好比为君之道，水好比人的情性。船顺水之性才能浮行，违背就会沉没；君主得人心才能稳固，失去就会危险。所以古代圣王位居人民之上，必定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愿，而不敢让天下人来顺从自己的欲望。”又说：“陛下愤恨习俗妨害治国，将削平藩镇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以显赫的威势临朝，以严厉的法令决断，积弊已久，矫枉过正。远方的藩镇惊疑而违抗命令逃亡作乱，近处的臣子畏惧而苟且敷衍避罪的态度产生。君臣心意相违，上下感情隔阂，君主致力于治国，而臣下防备被诛杀；臣下将要进献忠诚，君主又担心被欺骗，所以圣上的诚意不能布施于众人，众人的情况不能上达于圣听。臣往年曾任御史，得以参加朝谒，仅半年时间，陛下严肃深邃，高高在上，不曾降旨询问，群臣小心谨慎，快步进退，也不列事奏陈。君臣之间，尚且不能沟通，宇宙如此广大，如何能自己通达！虽然依旧例接见使臣，另召宰辅商议，既不同于众人进言，也异于公开论政。未实行的则告诫说事关机密不要议论，已实行的又说是已成之事不必劝谏，逐渐产生拘束阻碍，动辄涉及猜疑，因此人人各自隐藏实情，以进言为忌讳，以至于变乱将要兴起，亿万民众共同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认为太平可以达到。陛下以今日亲眼所见验证往日所听到的，哪个真哪个假，何得何失，那么事情的通畅阻塞就详细知道了！人心的真假就完全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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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于是派宦官告谕陆贽说：“朕本性很喜欢推诚待人，也能纳谏。本以为君臣一体，全不设防，因为推诚待人不疑，多被奸人欺弄。如今造成的祸患，朕想也没有别的，过失反而在于推诚。另外，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谨慎保密，大抵都自我炫耀，把过失归于朕以博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见到奏对议论政事的人很多，大抵都是雷同，道听途说，试着加以质问，立即就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在朕难道会吝惜提拔？朕看到从以前以来，事情只是这样，所以近来不多随便接见人，也不是厌倦接纳。你应当深深体会这个意思。”陆贽认为君主统治臣下，应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虽然言辞粗俗笨拙，也应当宽容以广开言路，如果用威势震慑，用辩才折服，那么臣下怎敢畅所欲言，于是又上疏，大略说：“天子之道，与天同道，天不因为地上有恶木而停止生长万物，天子不因为时代有小人而废弃听取谏言。”又说：“只有信与诚，一旦失去就无法弥补。一旦不诚心，就无法保有民心；一旦不守信，言论就无法推行。陛下所说的因为失去诚信而导致祸患，臣私下认为这话错了。”又说：“用智谋驾驭人就会使人欺诈，对人表示怀疑就会使人苟且。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跟着做，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尽诚心而希望别人尽诚，众人一定会懈怠而不服从。以前不诚心而说以后诚心，众人必然怀疑而不相信。由此可知诚信之道，不能片刻离身。希望陛下谨慎持守并更加努力实行，恐怕不能把它作为后悔的事！”又说：“臣听说仲虺赞扬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失而称赞他改正过失；吉甫歌诵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缺点而赞美他弥补缺点。这说明圣贤的意图明白显着，只以能改正过失为能，不以没有过失为贵。因为人的行为，必定有过错失误，上智下愚，都在所难免，聪明的人改正过失而趋向善，愚昧的人耻于认错而坚持错误；趋向善则德行日新，坚持错误则恶行积累。”又说：“谏官不能保密而自夸，确实不够忠厚，但对于圣德固然也无损。陛下如果采纳谏言不违背，那么传播出去正好足以增加美名；陛下如果违背谏言不采纳，又怎能禁止它不外传！”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验证不必采用，朴实的言辞合理不必拒绝。言辞笨拙而见效快的未必愚蠢，言语动听而利益重大的未必聪明。这些都要用事实来考核，考虑到最终结果，选用没有别的标准，只在于是否得当。”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奏对议论政事都是雷同、道听途说的’。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反映人情，一定有可行的，也有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蔑而不予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立即就理屈词穷’的，臣认为陛下虽然使他们理屈词穷但并未使他们理屈，能使他们口服但未必能使他们心服。”又说：“做臣下的没有不愿尽忠的，做君主的没有不想治国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主不治国，君主常常苦于臣下不尽忠。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上下之情不通。下情没有不想上达君主的，上情没有不想下知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上情难达，君主常常苦于下情难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端没有去除。所谓九种弊端，君主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耻于听到过错，炫耀辩才，自以为聪明，厉行威严，恣意刚愎，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惧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必然爱听花言巧语，君主耻过必然忌讳直言劝谏，这样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就会顺从旨意而忠诚实在的话就听不到了。君主炫耀辩才必然打断别人的话而用言语折服人，君主自以为聪明必然主观臆测而猜疑别人欺诈，这样臣下中瞻前顾后的人就会只求便利而切磋琢磨的言辞就不会全说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放下架子待人接物，君主恣意刚愎必然不能引咎自责接受规劝，这样臣下中畏惧怯懦的人就会逃避罪责而情理之言就不能申述了。以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重深邃，尊卑的阻隔，从百姓贤人往上，能见到天子容光的，超过亿万人中没有一个；在能见到的人中得以交谈议政的，又是千万人中不到一个；有幸得以交谈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在其中，那么上下之情能够沟通的就很少了。上情不能通于下就会使人迷惑，下情不能通于上就会使君主猜疑。君主猜疑就不会接受臣下的忠诚，臣下迷惑就不会听从君主的命令。忠诚不被接受就会以悖逆来回应，命令不被听从就会加以刑罚。臣下悖逆，君主用刑，不败亡还等什么！这使得混乱多而治世少，自古如此。”又说：“过去赵武言语迟钝而成为晋国贤臣，绛侯周勃质朴而不善言辞而成为汉朝开国元勋。然而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事情未必可信，言辞拙劣的人所说的道理未必无理。人难以了解，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怎能凭一次责问就认为已经尽其才能了呢！用这种方法考察天下民情，必然多有失实；用这种方法轻视天下士人，必然会有遗漏的人才。”又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能喜好谏言；进谏的人直率，显示我能宽容；进谏的人狂妄诬罔，说明我能宽恕；进谏的人泄露机密，彰显我能听从。有其中一种，都是盛德。这就是君主与进谏者互相受益的道理。进谏的人有得到爵位赏赐的利益，君主也有获得治国安邦的利益；进谏的人得到进献良策的美名，君主也得到采纳良策的美名。然而进谏的人可能有失当之处而君主没有不美之处，只唯恐正直的言论不恳切，天下人不知道，这样采纳谏言的德行就光大了。”皇上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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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光按兵不动，多次上表公开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舆论哗然，也都归罪于卢杞等人。皇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皇上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揭发他的罪行，皇上也因此杀了他。
乙丑（二十二日），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以“刚到奉天时，随从护驾的将吏按例都加两阶官级，如今只有翰林学士升官。实行惩罚先责罚地位高贵亲近的然后责罚卑贱疏远的，那么命令就不会被违犯；实行奖赏先奖赏卑贱疏远的然后奖赏高贵亲近的，那么功劳就不会被遗漏。希望先记录有大功劳的人，其次遍及百官，那么臣也不敢独自推辞。”皇上不允许。
皇上在奉天，派人劝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免他们的罪过，用高官厚爵贿赂他们。田悦等人都秘密表示归顺，但还不敢与朱滔断绝关系，各自仍像以前一样称王。朱滔派他的虎牙将军王郅劝田悦说：“先前八郎（田悦）有急难，我朱滔与赵王（王武俊）不敢吝惜生命，竭力赴救，幸而解围。现在太尉三哥（朱泚）在关中受命为帝，我想与回纥一同前往帮助他，希望八郎整顿军队，与我一同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心里不想去但不忍心拒绝朱滔，就答应了。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琯去见田悦，看他是否真的可行，田悦犹豫不决，秘密召见扈崿等人商议。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过去侍奉李怀仙任牙将，与哥哥朱泚及朱希彩共同杀死李怀仙而立朱希彩。朱希彩所以宠信他们兄弟到极点，朱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朱希彩而立朱泚。朱泚任节度使后，朱滔就劝朱泚入朝而自己担任留后，虽然用忠义劝说，实际上是夺取他的权力。平生与他同谋共事如李子瑗之流，背弃而杀害的有二十多人。现在他又与朱泚东西呼应，如果朱滔得志，朱泚也不会被他所容，何况同盟的人呢！朱滔为人如此。大王怎能得到他的真心而信任他呢！他带领幽州、回纥十万军队驻扎在郊野，大王出城迎接，就会被擒获。他囚禁大王，兼并魏博的军队，向南渡过黄河，与关中相呼应，天下谁能抵挡！大王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考虑，不如假装答应同行而暗中加以防备，隆重迎接犒劳，等他到来则托故推辞，派将领分兵跟随他，这样，大王对外不失报答恩德的名声而内部没有仓促的忧患。”扈崿等人都认为说得对。王武俊听说李琯到了魏州，派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飞驰去见田悦说：“我王武俊以往因为宰相处事不当，怕祸及自身，又八郎被重围所困，所以与朱滔合兵救援。如今天子正处在忧患之中，用恩德安抚我们，我们怎能不悔过而归顺呢！难道舍弃九代天子不侍奉而去侍奉朱泚和朱滔吗！况且朱泚未称帝时，朱滔与我们并列称王，本来就已经轻视我们了。何况让他南平汴州、洛阳，与朱泚联合，我们都将成为俘虏了！八郎千万不要与他一起南下，只需闭城拒守。我王武俊请求伺机，联合昭义的军队，攻击并消灭他，与八郎再次肃清河朔，恢复节度使职位，共同侍奉天子，不也很好吗！”田悦于是决心已定，欺骗朱滔说：“跟随您南下，一定像以前约定的一样。”丁卯（二十四日），朱滔率领范阳步兵骑兵五万人，私人随从又有一万多人，回纥兵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南下，辎重首尾长达四十里。
李希烈在汴州进攻李勉，驱使百姓运输土木，修筑垒道，用以攻城。恼怒工程没有完成，连人一起填进去，称为“湿薪”。李勉守城几个月，外援不到，率领部众一万余人逃奔宋州。庚午（二十七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汴州）。滑州刺史李澄献城投降李希烈，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请罪，皇上对他的使者说：“朕尚且失守宗庙，李勉应该自己安心。”对待他像以前一样。
刘洽派部将高翼率领精兵五千守卫襄邑，李希烈攻取了襄邑，高翼投水而死。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江、淮地区大为震动。陈少游派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归顺说：“濠州、寿州、舒州、庐州，我已命令解除防备，收卷兵器铠甲，等待您的指挥。”又派巡官赵诜到郓州与李纳交结。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被罢免为刑部尚书。
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陆贽对皇上说：“如今盗贼遍天下，圣驾流离迁徙，陛下应该痛切地引咎自责以感动人心。过去成汤因归罪于己而勃兴，楚昭王因善言而恢复国家。陛下如果能不吝惜改正过失，用言辞向天下认错，使诏书无所避忌，臣虽然愚昧浅陋，可以仰承圣意起草，或许能使反复无常之徒洗心革面归顺朝廷。”皇上认为对，所以奉天所颁布的诏书，即使是骄横的将领凶悍的士兵听了，无不感动流泪。
小主，
占卜术士进言：“国家有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顺应时运历数。”群臣请求在尊号上再加一两个字。皇上以此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不可，大略说：“尊号的兴起，本不是古制。在太平安泰的时候施行，已有损谦冲之德，在丧乱的时候因袭，尤其有伤事体。”又说：“赢秦德衰，将‘皇’与‘帝’合并，开始总称为‘皇帝’。流传到后代，昏庸邪僻的君主，才有‘圣刘’、‘天元’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分量轻重，不在于名称。减损尊号有谦逊稽考古道的好处，增加尊号会得到自夸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又说：“如果一定要俯察术数，必须有所变更，与其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除旧的尊号以敬奉上天的警戒。”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只改了年号而已。皇上又将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进言，认为：“用言语感动人，所感已经很浅，言语又不恳切，谁肯心怀感念！如今的恩诏，悔过的意思不能不深，引咎的言辞不能不详尽，洗刷缺点错误，宣泄郁结怨气，使人人都能各得其所，那还有谁会不服从呢！应该改革的事项，臣谨慎地另具状一同进呈。除此之外，还有所忧虑。臣私下认为知道过错不难，改正过错才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才难。假使赦文写得极其精妙，也只是停留在知过言善，还是希望圣上能再考虑更难的方面。”皇上认为说得对。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元。下制书说：“导致治世振兴教化，一定要推诚布公；忘记自己救助他人，要不吝惜改正过错。朕继承先帝大业，君临天下，却失守宗庙，流离于草莽之间。没有遵循德政，诚然无法追悔既往；常常思虑过错，期望能在将来有所补救。现宣示其义，以告天下。
“小子（德宗自称）唯恐德能不及先人，不敢懈怠荒废，但因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国政务，积久成习容易沉溺，居安忘危，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体恤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未能下施民情不能上达，事情已经阻隔，人心产生疑虑隔阂。仍然不知反省自己，于是动用武力，征调四方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征车征马，远近骚动不安，出行携带物资居家则需送行，百姓劳苦，有时一天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解铠甲。祭祀缺少主祭之人，家庭没有依靠，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徭役不息，田地大多荒芜。残暴的政令严于搜刮，疲惫的百姓织机空置，辗转死于沟壑，离弃家乡，城乡变成废墟，人烟断绝。上天谴责于上而朕不觉悟，人民怨恨于下而朕不知道，逐渐导致祸乱，变乱兴起于都城，万物失序，祖庙震惊，上累及祖宗，下辜负百姓，痛心疾首，罪责实在朕一人，永怀愧疚悲悼，如同坠入深渊。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奏章，不得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