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丙戌日（十九日），哀帝立傅氏（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为皇后。

哀帝下诏说： “《春秋》有言，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应尊定陶太后（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哀帝生母）为恭皇后，各设置左右詹事，封邑如同长信宫（太皇太后居所）、中宫（皇后居所）的规格。”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皇后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的舅舅丁明为阳安侯，舅舅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命大司马王莽回家养老，以避让皇帝的外戚（丁氏、傅氏）。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传达诏书，命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禀告太皇太后说：“皇帝听到太后的诏令，非常悲伤！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帝就不敢处理朝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处理政务。

成帝时代，郑国靡靡之音（俗乐）非常盛行，宫廷乐师如丙强、景武等人富比王侯，皇亲国戚甚至与皇帝争抢歌舞艺人。哀帝在做定陶王时就厌恶这种情况，加上他生性不喜好音乐，六月，下诏说： “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应撤销乐府官署；郊祀大典的乐章和古代兵法武乐，属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不是郑国、卫国那种靡靡之音的，列出条目上奏，归属其他官署管理。”这次裁减的人员超过一半。然而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已久，朝廷又没有制定高雅的乐曲来替代它们，因此豪富官吏和百姓依然沉醉其中，一如往常。

王莽推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迁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深受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即刘歆，字子骏）。哀帝又命刘秀负责整理校对《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竟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儒家经典）、《诸子略》（诸子百家）、《诗赋略》（文学）、《兵书略》（军事）、《术数略》（占卜历法等）、《方技略》（医药等）。全书共分六略（辑略不算独立类别），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学派，分为九个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刘秀认为：“这九家都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当时的君主各有好恶，所以九家的学说蜂拥而出，各自推崇自己的主张，用这些主张游说各国，以求诸侯采纳。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但就像水火相灭又相生一样；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却都相辅相成。《易经》说：‘天下目标相同而途径各异，归宿一致而思路不同。’现在各学派学者推崇自己的长处，穷尽智慧思索以阐明其宗旨，虽然各有遮蔽和不足，但综合他们的主要旨归，也都是《六经》的支流或末流。假使这些人能遇到圣明的君主，得到公正的评判裁断，都可以成为辅佐之才。孔子说过：‘礼仪失传了，可以到民间去寻求。’现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久远，治国之道残缺不全，没有地方再去寻求，这九家学派，不也比民间强吗！如果能钻研《六经》的学说，再参考这九家的言论，舍弃短处，采取长处，就可以通晓治国安邦的方略了。”

河间惠王刘良，能遵循其先祖河间献王（刘德）的德行，他的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服丧；哀帝下诏增加封邑一万户，作为皇族表率。

当初，董仲舒曾劝谏汉武帝，认为：“秦朝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制，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城邑中有富比诸侯的豪强，乡里有富比封君的豪绅，小民怎能不困苦！古代的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刻实行，但应该稍微恢复古代制度，限制人民占田数量，以补给不足者，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废除奴婢制度，禁止主人擅自杀害奴婢；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然后国家才可以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如今连续几代太平，豪富官吏和百姓的财产数以亿计，而贫弱的人却更加困苦，应该略加限制。”哀帝把这个建议交臣下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有限额；关内侯、官吏、平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违犯者没收田产、奴婢入官。”当时田宅、奴婢的价格因此下跌，皇亲贵戚和皇帝亲近的人（丁、傅及董贤等）都感到不便。哀帝于是下诏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就被搁置了。哀帝又下诏给齐国的三服官（主管制作皇帝春夏冬三季服装的官员）：“各种官府的织造机构，那些难以制作、妨害女工（指纺织刺绣等）的物品，都停止制作，不再向京师输送。废除‘任子令’（高级官员可保举子弟为官）以及‘诽谤诋欺法’（禁止诽谤朝廷的法令）。掖庭（后宫）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令其出嫁；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平民。增加俸禄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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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宴，内者令（官名）为傅太后布置了帷帐，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责备内者令说：“定陶太后（傅太后）是藩王的妃妾（指刘康是诸侯王），怎么能和至尊（太皇太后）平起平坐！”下令撤去帷帐，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听说后，大怒，不肯赴宴，深深怨恨王莽；王莽再次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日（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可坐乘的车），让他免职回家。公卿大夫中很多人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王莽特别的恩宠，在他家中设置中黄门（侍从宦官），为王家服务，每十天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王莽叔父）、安阳侯王舜（王莽堂弟）、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的封邑户数不等。任命王莽为特进（荣誉职衔）、给事中（可出入宫廷），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如同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王莽叔父）住在京师。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爱好学问，有志向德行。王莽被罢免后，众人把希望寄托在傅喜身上。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时，唯独傅喜谦逊称病推辞；傅太后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多次进谏劝阻；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日（初四），哀帝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为高乡亭侯。赐给傅喜黄金百斤，收回右将军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品行美好高洁，忠诚为国，是能辅佐朝廷的大臣。现在因为一点小病就突然被遣送回家，众人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良之人，因为意见与定陶太后不合，所以被斥退。’百官无不替国家感到惋惜。忠臣是社稷的卫士。鲁国因有季友而得以安定，楚国因有子玉（成得臣）而受到重视，魏国因有信陵君（魏无忌）而挫败强敌，项羽因有范增而得以生存。百万之众，不如一位贤才，所以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汉高祖散黄金以疏远范增（亚父）。傅喜在朝，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所以不久又起用了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年少时就听说王氏骄横气盛，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刚刚即位，所以暂且优待他们。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曲阳侯王根在先帝（成帝）陵墓尚未完工时，就公然聘娶了原掖庭（后宫）女乐官殷严、王飞君等，设置酒宴歌舞作乐。还有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聘娶了原掖庭的贵人（后宫嫔妃等级）为妻。他们都毫无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大逆不道之罪！”于是哀帝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父子，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因为王根曾建议立太子（即哀帝）有安定社稷之功，所以只遣送他回封国；免去王况为平民，遣回原籍。凡王根及王况父亲王商（王莽伯父）所推荐保举做官的人，全部罢免。

九月，庚申日（二十五日），发生地震，从京师到北部边疆的郡、封国共三十多处，毁坏城墙，总共压死四百多人。哀帝就灾异现象询问待诏李寻，李寻回答说：“太阳，是众阳之长，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修行正道，太阳就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近来太阳尤其不明亮，光芒被侵夺而失色，邪气（指日晕等）多次出现。我作为小臣，不知道朝廷内事，只是私下观察太阳的征兆，觉得陛下的志向操守比起即位初期衰退了很多。希望陛下能秉持乾刚（阳刚）之德，坚定意志，遵守法度，不要听信后宫嫔妃和奸佞之臣的花言巧语；对于那些保姆、乳母甜言蜜语或悲切恳求的托付，要坚决拒绝。要努力维护大义，断绝小小的不忍之心；实在不得已，可以赏赐她们钱财，但不可私下授予官位，这确实是皇天所禁止的啊！

“我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长，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表明母后（指傅太后）干预朝政扰乱了朝廷，阴阳都受到伤害，两方面都不利；外臣不了解朝廷事务，但我相信天象，如果真是这样，陛下身边的大臣已经不足依靠了。希望陛下亲自访求贤士，不要排斥自己厌恶的人，以尊崇国家，增强朝廷的根本！

“我听说五行之中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如果王道公正修明，那么百川就会通畅，脉络流通；如果偏私失掉纲纪，那么水就会泛滥成灾。如今汝水、颍水泛滥成灾，与雨水一起为害百姓，这就是《诗经》所说的‘百川沸腾’，罪责在于皇甫卿士（周幽王宠臣，喻指傅、丁等外戚大臣）一类人。希望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的权势！

“我听说大地的本性是柔顺安静的，这是阴的常理。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应该努力崇尚阳刚、抑制阴柔来挽救灾祸，坚定意志，树立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的门路，提拔引进英才俊杰，罢黜不称职的人，以增强朝廷的根本！根本强固，那么精神（指朝廷威势）就能挫败敌人；根本衰弱，就会招致灾祸凶险，被奸邪的阴谋所欺凌。听说过去淮南王（刘安）阴谋叛乱时，他所畏惧的唯独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足挂齿。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至今无人可比，尚且被轻视，何况不如公孙弘的人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会被作乱的贼子轻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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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都尉平当被派去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条大河（传说大禹疏导的黄河下游九条支流）如今都已淤塞湮灭。按照儒家经义，治理洪水有疏通河道、深挖河床的记载，而没有修筑堤防、堵塞水流的文字。黄河从魏郡以东，北岸多发生泛滥决口，水流踪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这么多人，不能欺骗。应该广泛寻求能疏通河道的人。”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陈述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土地疆界，一定留下河流湖泊的区域，估计水势达不到的地方。大河没有堤防，小河得以流入，在低洼地带修筑堤坝，形成蓄水的沼泽湖泊，使秋季洪水能够有地方停留休息，水流左右荡漾，宽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流，就像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而堵塞河流，就像要止住小孩啼哭而塞住他的嘴，难道不是能立刻止住哭声吗？但他的死也就跟着来了。所以说：‘善于治水的人，是疏导它使它畅通；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是开导他们让他们说话。’堤防的修筑，大概起源于战国时代，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堵塞百川。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靠近山岭，齐国的地势低下，齐国在离河二十五里的地方筑堤，河水东流到齐堤就向西泛滥到赵、魏；赵、魏也在离河二十五里的地方筑堤，虽然方法不很正确，但河水还能在堤间游荡。洪水到来时离去，留下的淤泥使土地肥沃，百姓就在上面耕种；有时很久没有水害，人们逐渐在堤内修建房屋，形成村落；一旦大水再次到来，村落被淹没，人们就再筑堤防来自救，逐渐离开城郭，排干沼泽湖泊的水来居住，遭受水淹是很自然的事。现在的堤防，窄的离河水只有几百步，宽的几里，在旧的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重堤防，人民居住在这些堤防之间，这都是前代排水造出的地方。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到魏郡昭阳县（今河北磁县东南），东西两岸都筑有石堤，激荡水流使其折回，在百余里的范围内，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被逼迫得如此狭窄，无法安息。如今实行上策，就是把冀州（今河北中南部）遭受洪水威胁的居民迁走，在黎阳遮害亭（地名）决开黄河堤岸，让河水向北流入渤海；黄河西面紧靠太行山，东面紧靠金堤（古堤名），水势不能远距离泛滥，一个月左右就能稳定下来。反对的人会说：‘如果这样做，会毁坏数以万计的城郭、田地房屋、坟墓，百姓怨恨。’从前大禹治水，遇到山陵阻挡就毁掉它，所以凿开龙门，劈开伊阙，劈开砥柱山（今三门峡），砸破碣石山（今河北昌黎），改变了天地的本性，这都是人力所为，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指黄河下游沿岸各郡），每年治理堤防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大决口，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如果用几年治河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照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河流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各处其所而不互相扰乱；况且以大汉广阔的疆域万里，难道还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项工程一旦完成，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忧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在冀州地区多开凿漕运渠道，使百姓可以用来灌溉田地，分泄洪水的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是挽救灾害的办法。可以在淇口（今河南淇县东南）以东修建石堤，多设水闸。恐怕议论的人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难以控制，荥阳的漕渠（指鸿沟）就足以证明可行。冀州地区的灌溉渠首，都应仰仗这些水闸，各条水渠往往可以像大腿分出支脉一样从水闸引水：天旱则打开东方的下水闸，灌溉冀州；洪水来时则打开西方的高水闸，分泄洪水，这样民田得到治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的办法，可以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如果只是修补完善旧堤，加高培厚，劳民伤财永无止境，还屡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上奏：“宗庙迭次毁弃的次序（指皇帝宗庙中，除太祖庙外，后世皇帝的神主在超过一定代数后要迁移到远祖庙合祭，称‘毁庙’）应该及时确定，请与群臣一起讨论。”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汉武帝）虽然有功业，但血缘关系已尽（哀帝是元帝庶孙，武帝是元帝的曾祖父，相隔六代），他的宗庙应该毁弃。”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即刘秀）提议说：“按照《周礼》，天子有七庙（太祖庙加三昭三穆）。七庙是固定的常法，不可改变。‘宗’（指有特殊功德而世世不毁的宗庙）不在这个数目之内，是变通的制度。如果有功德就立为‘宗’，不能预先规定数目。我们认为孝武皇帝的功业如此盛大，孝宣皇帝（汉宣帝）又如此尊崇并确立他的地位（宣帝是武帝曾孙，即位后尊武帝庙为世宗庙），不应该毁弃。”哀帝看了他们的建议，下诏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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