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第一波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不是来自那些受益的官员——他们庆幸还来不及，怎会反对？——而是来自那些原本被新政压制的势力。

江南，苏州府。

漕运司衙门的大匾被摘了下来，扔在衙门口的地上。几个穿着绸缎的粮商站在台阶上，身后跟着几十个家丁，气势汹汹。

“姓赵的，滚出来！”为首的粮商姓钱，是本地最大的粮商之一，声音洪亮，“你的靠山没了，新政废了，漕运司也没了！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衙门里静悄悄的。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七品官服的男子走了出来，面容清癯，神色平静。他是赵文清，林夙亲自提拔的漕运司主事，原本是苏州府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钱老板，”赵文清拱了拱手，“圣旨虽废新政，但未撤衙门。漕运司仍在，本官仍是朝廷命官。你等聚众闹事，是想造反？”

“造反？”钱老板哈哈大笑，“赵文清，你别吓唬我！新政废了，漕运司就是个空壳子！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告诉你，从今天起，这苏州府的漕运，还是我们说了算！”

他身后的家丁齐声叫嚷，声势浩大。

赵文清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等他们闹够了，才缓缓开口：“钱老板，你可知道，这漕运司衙门是谁建的？”

“不就是那个死太监林夙？”钱老板嗤笑，“人都死了，还想吓唬谁？”

“是林厂臣建的。”赵文清纠正他，“但建衙门的银子，是从你们这些粮商手里收的税；衙门的砖瓦，是本地百姓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衙门里的规矩，是朝廷的规矩，不是某个人的规矩。”

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不高，却清晰：“林厂臣不在了，新政废止了，但朝廷还在，法度还在。你们今日敢砸衙门，明日就有人敢砸你们家的粮仓。钱老板，你想试试？”

钱老板脸色变了变。

赵文清不再看他，转身对衙门里的几个差役说：“把匾挂回去。谁敢拦，按冲击官府论处。”

差役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抬起匾额，重新挂上。

钱老板咬咬牙，最终没敢真动手，带着人悻悻离开。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始。新政废止，意味着保护伞没了，那些被压制的地方势力会像野草一样疯长，重新夺回失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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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赵文清这样的官员，能撑多久？

没人知道。

类似的场景在其他地方陆续上演。

山东，某个因为新政设立义学的县城，当地乡绅要求关闭义学，把校舍改作祠堂。

河南，一个因减轻农赋而缓过气来的村子，县衙忽然派人来追讨前两年“减免”的赋税，说是新政废了，旧账要算。

陕西，几个因改良刑狱被释放的囚犯，又被重新抓了回去，罪名是“疑罪未清”。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京城，传到养心殿。

景琰看着密报，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会这样，但当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摆在面前时，那种无力感还是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他废止新政，是想快刀斩乱麻，是想稳住朝局。可现在看来，这刀斩下去，流血的不仅是新政本身，还有那些依附新政生存的人，那些因为新政得到一丝喘息机会的百姓。

“陛下，”刘瑾小心翼翼地说，“各地奏报，新政废止后，有些地方……反弹较大。是否需要下旨申饬，约束地方？”

景琰摇头：“申饬有什么用？朕能派钦差去每一个地方？能盯着每一个县令？”

不能。

皇权不下县，这是千年的规矩。朝廷的旨意到了地方，怎么执行，执行多少，全看地方官的心思。以前有新政的大旗，有林夙在后面盯着，那些地方官还敢收敛些。现在大旗倒了，盯着的人也不在了，自然会变本加厉。

“那……”刘瑾迟疑，“就任由他们这么闹？”

“闹吧。”景琰合上密报，语气淡漠，“闹大了，自然有人收拾。”

他说的是实话，也是无奈。

朝堂上那些反对新政的老臣，此刻正得意洋洋。他们不会允许地方势力趁机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等闹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人出手整顿——不是为了百姓，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这就是政治。

肮脏、现实、冷酷的政治。

林夙在的时候，总想用新政在这片泥潭里种出一点干净的东西。现在他不在了，泥潭还是泥潭，甚至因为搅动过，更加浑浊。

“陛下，”高公公轻声提醒，“该用午膳了。”

景琰摆摆手：“没胃口。”

他重新翻开那本《新政纲要》，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

“高公公。”

“老奴在。”

“你说，阿夙如果知道朕废止了新政，会怎么想？”

高公公愣住了。

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也不敢答。

景琰也没指望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下去：“他大概会失望吧。不，不是大概，是一定会失望。他花了那么多心血，熬了那么多夜，做了那么多事……最后被朕一纸诏书全否了。”

他抚摸着册子上的字迹，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可是朕没办法。”声音低了下来，像在自言自语，“新政推行不下去，各方都在阻挠，朝堂上天天吵，地方上阳奉阴违……朕没那么多精力去跟所有人斗。阿夙在的时候，他能帮朕分担，能帮朕周旋。现在他不在了，朕……朕撑不住。”

暖阁里静悄悄的。

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衬得室内更加寂静。

许久，景琰抬起头，眼中那丝脆弱已经消失，重新恢复了帝王的冷漠。

“烧了。”

高公公一愣：“陛下？”

“这本册子，”景琰把《新政纲要》推过去，“拿去烧了。”

“陛下！”高公公扑通跪下，“这是林厂臣的心血啊！您……您再考虑考虑？”

“心血？”景琰笑了，笑容里带着自嘲，“人都没了，留着心血有什么用？看着它，朕只会想起自己有多无能，连他留下的这点东西都保不住。”

他顿了顿，声音更冷：“烧了。现在就去。”

高公公颤抖着手接过册子，老泪纵横。但他不敢违抗圣命，只能抱着册子，一步一挪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景琰忽然又叫住他。

“等等。”

高公公回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先别烧。”景琰说，“放到……放到朕的私库里，最里面那层。锁起来。”

“……是。”

高公公松了口气，抱着册子退下了。

景琰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气。

他还是舍不得。

明知道留着是折磨，是提醒自己的失败和无能，可就是舍不得。那是林夙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是那个人存在过的证明，是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理想和热忱。

哪怕那理想已经破灭，热忱已经冰冷。

废止新政的风波在朝堂上持续发酵。

第十日，以李阁老为首的清流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彻查新政弊案”，将那些“借新政之名行贪腐之实”的官员绳之以法。

奏折写得很漂亮，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政治清算的开始——借着清查弊案的由头，把林夙提拔的人一个个拔掉，换上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