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讲到“生命之树”为了暂时封印那地底的恐怖而最终崩溃，化作光芒消散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和拳头攥紧的骨节声。

“……我们爬过了老黑山，蹚过了冰河，像野狗一样啃过树皮，喝过牲口的血……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诉苦的！”我提高了声音，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动容的脸，“我们是来告诉所有人！告诉全中国！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干的，不是打仗！是屠杀！是炼狱！他们想做的，不只是亡我们的国，更是要灭我们的种，毁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灵魂！”

小石头猛地抹去眼泪，举起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嘶喊：“为杨靖宇支队长报仇！为所有死难的同胞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报仇！”

“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台下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怒吼！战士们眼含热泪，群情激昂，之前那一丝怀疑早已被滔天的怒火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所取代！

第一场报告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的故事，像野火一样在根据地蔓延。报告团开始奔赴连队、奔赴地方政权、奔赴群众集会。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一次爱国热情的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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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过听完报告后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上前线的新兵；见过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硬塞给我们的老大娘，哭着说“孩子，你们受苦了”；见过沉默寡言的老兵用力拍着我们的肩膀，红着眼睛说“好样的！没给咱中国人丢脸！”

我们也曾在深夜，被噩梦惊醒，独自舔舐伤口。小石头有时会对着北方发呆，喃喃自语：“康哥……你听见了吗？大家都在喊报仇呢……”而我，则常常抚摸着那块冰冷的碎片，感受着它与这片土地那若有若无的、哀伤而坚韧的联系。

我们的报告，连同整理好的文字材料和部分证据（顾婉清日志的摘抄、守陵人笔记的片段），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被秘密送往更广阔的区域。它们出现在了重庆、香港等地的进步报刊上（以化名或匿名方式），出现在了国际友人的报告中，开始在国际舆论场中，投下一枚枚重磅炸弹，猛烈冲击着日本法西斯竭力粉饰的“共荣”假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小石头也在成长。我们不再是那个只凭着本能和仇恨挣扎求生的幸存者，我们开始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明白了，我们揭露的不仅是鬼子的暴行，更是在扞卫人类的良知和文明的底线。

一天，报告团在一个刚解放不久的县城进行宣讲。台下，除了八路军战士，还有许多本地的百姓，他们脸上带着长期受奴役的麻木和新生的期盼。

当我讲到日军用同胞进行活体实验的细节时，台下一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者突然站了起来，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向北方：“俺儿子……俺儿子就是被他们抓进那个‘研究所’再也没出来啊！畜生！一群畜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