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教授的提问,您的问题非常关键,直指现代医学研究的核心——可重复性与普适性。”我微微躬身,态度不卑不亢,随即操作电脑,调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补充资料。
“首先,关于理论的可验证性。”我指向大屏幕,上面展示出复杂的数学建模公式和计算机模拟结果。
“我们团队已经建立了基于多模态影像和电生理数据的‘个体化神经回路动力学模型’,并对‘能量节点’的分布和特性进行了量化定义和计算机仿真。相关模型算法和部分脱敏数据,已在征得患者同意并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共享给三家合作单位进行盲法验证。初步反馈显示,模型对特定类型神经功能异常的预测准确率超过85%。这是纯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不涉及任何个人‘手感’。”
台下响起一阵惊讶的低呼,计算机建模和多方验证,这大大增强了理论的可信度。
“其次,关于技术的可复现性。”我切换画面,展示出一套精密的操作流程规范和一套正在申请专利的“多通道生物电信号同步采集与微刺激系统”原型机设计图。“我们已将核心干预技术的操作步骤、能量参数调控范围、安全阈值等,进行了严格的量化和标准化,形成了详细的操作手册。并且,与国内顶尖的医疗器械公司合作,开发了专用的辅助设备,旨在最大限度降低对操作者个人经验的依赖,提高技术的可推广性。目前,该设备已进入临床试验申报阶段。”
看着大屏幕上严谨的流程和实实在在的器械图纸,台下质疑的声音小了许多。从理论到实践,从模型到设备,我的回应有理有据,层层递进。
小主,
陈教授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依旧强硬道:“即便如此,你这些所谓的‘能量干预’,其作用机制依然模糊!如何证明其有效性不是安慰剂效应?如何排除其他混杂因素?”
我等的就是他这个问题。我点开了最后一份加密文件,需要我的生物特征才能解锁(这是提前与组委会沟通好的,以示数据机密性)。文件里是几位典型病例(包括韩老、兰开斯特等,身份已做处理)干预前后的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脑磁图(MEG)和定量脑电图(qEEG)的对比图像。
图像差异显着得惊人!那些异常活跃或沉寂的脑区,在干预后出现了明确的、向正常模式回归的趋势,这种变化是客观影像学证据,极难伪造。
“陈教授,各位同仁,”我指着那些清晰的图像对比,声音沉稳而有力。
“这是客观的神经影像学和电生理学证据。我们观察到的脑功能连接重塑、异常放电抑制等现象,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高度吻合。或许其深层原理尚有探索空间,但客观数据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允许假设,但更尊重事实。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说和一套初见成效的干预方法,我们欢迎所有基于事实的、建设性的质疑与合作,共同推动认知的边界。”
一番话,掷地有声。台下静默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医生,更是激动不已,我的报告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陈教授站在那儿,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张了张嘴,似乎还想反驳,但面对扎实的数据和清晰的逻辑,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从会场后排响起:
“我说老陈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在这儿摆老资格教训年轻人?搞研究不适合你,脑筋僵化了;做手术你巅峰期也不如我,现在更别提了。差不多该退休了,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挡着年轻人的道儿了。”
全场哗然!所有人都循声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