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桑榆几乎是扑过去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周屿把平板转向她。屏幕上是基金会的人口数据库查询结果页面，顶部显示着“埃里克·贝克尔二世，出生日期：1987年3月12日”。资料卡显示这名个体最后一次出现在基金会的人口追踪网络中是在1993年10月，从寄养家庭逃跑后，他的记录就断裂了。没有社会保障号更新，没有驾照记录，没有纳税记录，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仍然存在于系统内的信息。

页面底部有一条红色的标注：“目标个体可能在1993年10月至1994年12月期间使用了别名。疑似记录如下：”

下面列出了三个条目。

“埃里克·贝克，1994年1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一个收容所登记记录中，年龄自述7岁。”

“埃里克·贝克尔，1994年8月出现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少年拘留中心记录中，罪名是盗窃。”

“埃里克·迈耶斯，1994年12月出现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所小学注册记录中，监护人信息空白。”

每一条记录之后都没有后续。

林桑榆把这三条信息反复读了三遍。一个七岁的男孩从寄养家庭逃跑，从爱荷华州跨越半个美国出现在洛杉矶，这需要六百个人搭便车的善意，和一路上的饥饿、恐惧、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太久。

他不是在旅行。他是在逃亡。从自己的名字里逃亡。

“这些别名线索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她说，“从1994年1月到12月。之后就彻底消失了。接下来他可能用了更完整的假身份，彻底断开了和‘埃里克·贝克尔’这个名字的所有关联。”

“或者，”周屿的声音很轻，“如果他用的假身份足够成功，他可能已经以另一个名字活着了。上学、工作、结婚、纳税，基金会的人口追踪系统在不明确知道目标新身份的情况下，是无法捕获这些记录的。”

林桑榆沉默了。她是研究员，她当然知道自己所在机构的数据库有多么庞大和精密的监控能力。但她也知道一个更基本的现实：这个系统是为了跟踪已知的异常个体而设计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在三十个州和上亿人口中的、没有可追踪数字足迹的男孩。

SCP-066的纱线在她脚边微微动了动。她低头看去，发现那团线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了几厘米，彩色的丝带几乎要触碰到她的脚踝。那些纱线的尖端竖立着，像是在试探风向。

“我们还有别的路，”林桑榆说，既是告诉周屿，也是在告诉那团线，“朱利安·克罗斯的记录里提到，SCP-066的发现者是一个叫玛格丽特·安·哈里斯的社工。她是那个从地下室带走埃里克·贝克尔二世的人，也是她没收了SCP-066。如果她还在世，她可能是唯一亲眼见过埃里克·贝克尔二世、并且知道他家情况的人。”

“一个社工不会知道她带走的孩子十五年后在哪里，”沈奕辰的声音从观察窗方向传来，她还没有离开，“但她的记录可能包含一些数据库里没有的信息。比如这个家庭的更多细节，或者这个孩子可能在逃亡中联系过的亲属。”

“对，”林桑榆点头，“而且玛格丽特·哈里斯自己在1993年11月将SCP-066报告的本地执法机构，应该有一份完整的证据清单和调查记录。如果这些记录没有被销毁，它们可能还存放在某种地方。”

沈奕辰靠在门框上，双臂交叉。她的表情在观察窗的冷光中显得格外严肃。“林博士，你知道你在提议做什么吗？你提议让基金会的调查人员去访问一个普通公民，获取她在十七年前经手的一项结案记录。这需要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而伦理委员会从来不以效率着称。”

“那就去申请。”林桑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