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罗湖口岸的查验流程。”我尽量让语气显得自然，“有些家传的旧物，想带过来做纪念，又怕不合规。”

“旧物？什么样的旧物？”

“一些老照片，几封家信，还有……”我顿了顿，“一张光绪年间的借据，祖上留下的。”

黄督察眉头微皱：“借据？涉及财产吗？”

“应该早就失效了。”我苦笑，“就是留个念想。我爷爷临终前交代，要把这张借据找回来，说那是家族的诚信见证。”

这个理由是我反复推敲过的——既解释了物品性质（私人纪念品），又赋予了情感价值（家族传承），还隐含了道德意义（诚信见证）。

黄督察思忖片刻：“照片和信件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敏感内容。借据……如果面额不大，又是几十年前的旧物，通常也不会为难。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万一被抽检到，可能需要解释。”

“如果……如果我想确保万无一失呢？”我问得小心翼翼。

黄督察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旧式的铜钱，放在桌上。铜钱很普通，正面是“乾隆通宝”，背面是满文。

“下个月五号，晚上七点到九点，我朋友在罗湖当值。”他声音压得很低，“过关时，把这个放在护照里。”

我心脏一跳，接过铜钱：“多谢黄督察。”

“记住，只有这一次。”黄督察站起身，“陈律师是我老友，我相信他的眼光。但规矩就是规矩。”

“我懂。”

离开菜馆时，夜色已深。陈律师低声说：“黄督察这人重承诺，但只帮一次。韩老板要把握机会。”

“足够了。”我握紧那枚铜钱，冰凉的触感让我清醒。

三天后，我踏上了回大陆的旅程。

早晨八点，华润公司的深绿色吉普车把我送到罗湖口岸。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些香港特产（饼干、糖果、罐头），还有那份厚厚的考察计划书。

过关流程比我想象的顺利。

香港这边，我把护照和通行证递给边检人员时，迅速检查了证件，盖章放行。

走过罗湖桥，踏上深圳的土地，气氛陡然不同。

这边是解放军战士执勤，绿色军装，红色领章，神情严肃但纪律严明。我递上证件和介绍信——华润公司特别项目部主任的职务，让战士多看了我两眼。

“请下车接受检查。”

我配合地打开行李。战士检查得很仔细，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违禁品。特产、衣物、文件……一一翻过。看到计划书时，他停顿了一下。

“这是什么？”

“工作文件，关于食品加工项目的考察计划。”我解释。

战士翻开看了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纸，确实像工作文件。他点点头，把计划书还给我。

“车厢也要检查。”

我站在一旁，看着战士检查轿车的后备箱、座椅底下、甚至引擎盖。整个过程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战士立正敬礼：“可以了，同志请慢走。”

车子驶离口岸，开上通往宝安县的土路。我靠在座椅上，长长舒了一口气。

第一次，成功了。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回程。

宝安县革委会的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灰砖楼，很简陋，但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在1965年的秋阳下显得有些斑驳。

我在传达室登记后，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一个三十多岁的干事出来接我。

“韩浩同志？陈专员在会议室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