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亮的长距离耐力跑，在崎岖不平的辽河滩涂上进行。深一脚浅一脚，冰冷的泥水灌进破旧的鞋子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我跟在他们后面，拄着手杖，走不了太快，但我用眼睛看，用嘶哑的声音吼，逼着他们保持节奏，控制呼吸，在最想放弃的时候，把步子迈出去。

上午是技术和速度训练。在修整过的煤渣跑道上，一遍遍重复起跑、加速、途中跑、弯道技术。我像个最苛刻的工匠，拿着手杖当教鞭，纠正他们每一个细微的错误：摆臂角度高了半寸，落地重心偏了半分，呼吸的节奏乱了一丝。汗水混合着煤渣的粉尘，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污痕。

下午是力量、核心和更加变态的专项耐力。在仓库里，在河滩上，扛着废轮胎奔跑，背着沙袋蛙跳，在简陋的单杠上练习悬垂举腿直到力竭。傍晚，是雷打不动的混合氧训练，变速跑，冲刺跑，直到最后一个人瘫倒在煤渣上，像离水的鱼一样张大嘴，连呕吐的力气都没有。

老婆李维成了所有人的“后勤总管”兼“队医”。那十万奖金，在她精打细算到近乎抠门的操持下，勉强支撑着这十八张嘴和最基本的需求。伙食依旧简陋，但至少每天能见到一点油星，偶尔能吃到一点廉价的鸡蛋白。她托人从乡下收来最便宜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逼着每个人喝下去，说是“祛湿强筋”。谁有了磕碰拉伤，她就用最土的办法，揉，搓，敷，眼神专注得像在对待最精密的仪器。

训练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暗箭。

陈明的报复，从未停止，反而因为全运会的临近，变得更加阴险和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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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报名资格出了问题。当我们按照程序，准备为杨小山等人申报全运会参赛资格时，被告知“材料不全”、“需重新审核”，甚至暗示他们“训练背景不明”、“资质存疑”。李维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求爷爷告奶奶，找遍了能找的关系，却一次次被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回来。我知道，这是陈明在使绊子。他在省、市体育系统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卡死我们这几个“黑户”的报名通道，易如反掌。

更恶心的是骚扰。夜里训练时，突然有石头砸仓库的铁皮门。去河滩跑步，会莫名其妙遇到地痞流氓的挑衅。甚至有人偷偷在煤渣跑道上洒碎玻璃渣，幸亏被早起的陈启发现。流言蜚语更是变本加厉，说我们这里是“非法集训营”，“用违禁药物”，“虐待队员”，甚至还有更下作的，说李维和某些队员“关系混乱”。这些污水劈头盖脸泼来，试图从根子上污名化我们，让我们寸步难行。

杨小山在一次冲突中，为了保护年纪最小的队员，脸上挨了一拳，眼眶乌青。赵小雨因为那些污蔑李维的流言，气得浑身发抖，训练时差点跑岔了气。王海更加沉默，但眼神里的狠厉，一天比一天重。

陈启找到我，这个木讷的年轻人，眼里布满了血丝，拳头捏得咯咯响：“老师，他们欺人太甚！我们……”

“我们什么？”我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可怕，“去打架？去骂街？还是去那些衙门门口跪着哭诉？”

我拄着手杖，走到仓库门口，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陈明要的，就是我们乱，就是我们急，就是我们去闹，去犯错，给他把柄，让他能名正言顺地踩死我们。”

我转过身，目光扫过仓库里一张张年轻、愤怒、屈辱的脸。“他越是这样，你们越要给我练！往死里练！用你们的成绩，用你们快过所有人的速度，去打烂他的脸！去堵住所有人的嘴！”

“可是，老师，报名……”陈启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