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悦接过信，低头看了一眼。信很短，只有几行字，上面写着“我在京城一切安好，过几天就回去，你们不用担心”。字虽然歪，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她把信揣进怀里，说了句“好”。

从钱掌柜那儿出来的时候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晨光照在青石板路上，把路面照得发亮。几个挑担子的小贩从她面前走过去，吆喝着卖菜。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走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

第三天，刘主事派人送来消息：案子提前了两天审，定在后天早上。

当天下午，常悦去见了那三个证人。钱掌柜已经能下地走了，头上缠的布换成了薄薄一层，走路的时候还需要扶墙，但他说他已经可以去作证了。刘老板说他也准备好了。张先生说他没什么好准备的，到堂上照实说就行。

那天晚上常悦睡得不好。

她翻了几次身，每次翻过去又翻回来。月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长的亮线。

她没有点灯，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把那块木雕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心里。

木雕还是温的，像是被她攥了一天一夜。

她盯着那只猫看了一会儿，把木雕放回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那天早上她醒得早，天还没亮透。

她洗了脸，换了衣服，把那卷证词和几封证人的信装进一个布袋里背在肩上。她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周梁生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官袍，腰间系着黑色绦带，头发束得整整齐齐。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两个人并肩出了院子，往刑部衙门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