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 她的声音提高，带着一种压抑的愤怒和荒谬感，“我们还得做到，和白酒——一个在几百米冰层下、可能被困在锈穿了的铁棺材里、通讯时断时续、自身难保的人——精确地在同一个时间，赶到那个坐标点的正上方？误差不能超过……多少？一百米？五十米？ 在浮冰会漂移、风暴随时会来的北极海上？！”

“然后，” 她用手指重重地点了点那个黑色的减压舱箱子，指尖几乎要戳到金属表面，“我们还得带着这个……这个看起来像高级充气玩具的玩意儿，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顶着能把人吹飞的风，在可能潜伏着俄国特工或别的什么玩意的眼皮底下，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像搭帐篷一样‘变’出来，还得确保它不漏气、不冻裂、所有系统正常工作？！”

“最后，” 贝尔摩德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了那个终极的荒谬，“还要指望白酒，能扛着低温、水压、可能的受伤、以及不知道从沉船里拿了什么鬼东西的额外负重，精准地找到我们给他开的那个洞，然后像个训练有素的海豹一样，钻进这个‘充气玩具’，乖乖躺好，等着我们把他‘吹’起来，再慢慢‘放气’救他？！”

她一连串的质问，像冰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机舱。

每一个“还得”，每一个“精确”，每一个“可能”，都将这个计划中那无数个环环相扣、不容有失的环节，以及每一个环节背后那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概率，赤裸裸地、血淋淋地剖开，摊在所有人面前。

这不再是“计划”，这是一场建立在无数个“如果都能实现”之上的、脆弱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麦卡伦被这连珠炮似的质问轰得有些哑口。

他脸上的镇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说中心事的窘迫和无力。

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想要解释那些应急预案、冗余设计、定位辅助手段…… 但最终，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

因为贝尔摩德说的，是事实。

这次任务，从根子上，就是一场纯粹的、毫无退路的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