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过后，几人自然地在那片休息区的沙发上落座。

侍者适时地为众人添上酒水。

梅雁芳、张国榕、刘得桦、梁家辉也陪坐在侧，既是引荐人，也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缓冲地带。

短暂的沉默后，还是由尔东升率先开口，他清了清嗓子，语气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沉重和无奈：“杨导，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几个代表金像奖协会，主要是想……想听听你对金像奖，以及对香江电影未来的一些看法。”他选择了相对委婉的开场白，没有直接提出请求。

陈嘉尚补充道，他的语气更显急切一些：“是啊，杨导。你现在是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大导演、电影大师，你的眼光和格局，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金像奖这些年……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影响力也在……我们都很着急。”

杨简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暂且不提更宽泛的香江电影，就金像奖而言，也确实是困难重重。

举办一届金像奖的费用最少都是八位数起步，但是以金像奖目前的影响力而言，肯定是做不到像奥斯卡那样赚钱。港府每年会提供约500万港币的专项资助，用于颁奖典礼的支出，可是对于需要八位数的举办费用来说，还有很大的缺口，这部分缺口就需要金像奖董事局拉赞助。

可随着金像奖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赞助减少是必然的趋势。杨简穿越之前，金像奖就面临经费紧缺的窘境。

金像奖的困境，本质是香江电影产业经济生态失衡的集中体现。资金端的萎缩呈多重态势。首先是商业赞助的撤离，香江电影市场体量有限，过去几年以及未来数年，会有多部港片在内地票房失利，而能取得不错票房的电影，都被杨简这个老六给截胡了，严格算起来，那都不算纯正的港产片，而是合拍片。

说来也是好笑，都是他的公司，只是因为天眼嘉禾算是港企，天眼影业是内地企业，两家公司拍的电影就成了合拍片。这就是两地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杨简的印像中，在未来，每年都会有几部投资往往达九位数，宣发费用就需五六千万的香江电影产生，这样的低回报率让、越来越弱的影响力让赞助商们望而却步。

其次是传统收入渠道的消失，过去小成本香江电影可通过卫视电影台播放权、DVD销售弥补票房不足，如今流媒体冲击下，这些渠道基本瓦解，800万港币成本的影片至少需达到700万港币票房，其他的还要通过版权和传统渠道有着不错的销售情况才能活回本，难度陡增。

最后是公营资助的争议，金像奖部分依赖港府拨款，但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尤其是未来遇到那三年，“花巨资办小众盛事”引发香江市民的异议，资助缩水成为必然。

市场端的挤压则更为致命。香江本土市场容量本就有限，近年来还面临合拍片与外语片的双重挤压，本地制作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与此同时，未来两地合拍片的重心逐渐向内地倾斜，许多合拍片更倾向于参与内地电影节，进一步分流了金像奖的优质片源。人才流失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大批导演、演员 北上 发展，TVB 演员甚至转行摆摊、开餐馆，电影工作人员持续流失，导致本土创作力量薄弱。

文隽作为资深电影人、导演和电影监制、编剧，说话更直接一些，也带着点自嘲：“不瞒杨导，我们现在是‘屋内起火，外面看戏’的人多。大家都看到问题了，但怎么改，往哪里改，争议很大，阻力也不小。很多老友的观念，一下子转不过来。”

杨简心里腹诽，那是一下子转不过来吗？那是根本就没想转过来，心里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或许某一天，香江电影突然一下就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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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达桦则从演员的角度说道：“杨导，我们香江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幕后工作者，他们需要机会，也需要一个能真正认可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大舞台的平台。”

杨简心里继续叹气，这或许就是很多香江电影人的观点吧，总是想着要平台，可是平台和市场早就给他们了，只是他们没有在那段内地电影逐渐起势的阶段掌握好机会，借助内地的资源和资本扶起一扶香江电影。

香江电影曾有过一段影响整个华语影坛的黄金岁月。改革开放初期，《少林寺》、《火烧圆明园》等影片通过两地合作的形式，既让内地观众见识了商业化电影的魅力，也奠定了香江电影的行业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香江电影年产量峰值时远超百部，金像奖作为产业标杆，不仅星光熠熠，更成为华语电影的重要文化符号。

2003年，《内地与香江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是关键转折点。协议规定，香江和内地的合拍片不再受引进片配额限制，并可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这为香江电影进入内地市场扫除了障碍。

CEPA协议的签署为香江电影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合拍片迎来黄金期，票房那换个逐年升高。彼时的金像奖，既有本土佳作支撑，又有合拍片增色，赞助商趋之若鹜，举办经费自然不成问题。

可盛景之下危机已在酝酿。

随着内地电影产业崛起，内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香江电影又没有抓住转型的契机，导致先发优势逐渐丧失。

当产业根基持续萎缩，作为行业镜像的金像奖，自然难逃片源减少、关注度下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