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由于平台压低价格，同样的实物交易量，创造的增加值实际上在下降。

简单说，社会生产了更多“便宜货”，但创造的总价值增长缓慢。

第三，生产效率的“悖论”。

数字平台本应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但初步测算显示，1998-1999年东瀛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反而放缓。

可能的解释是：平台带来的价格压力，迫使企业削减研发和长期投资，专注于短期成本削减。

这种“生存模式”损害了长期生产效率提升的基础。

第四，收入分配的“隐性恶化”。

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自雇收入”。

这些收入不稳定、波动大。

还因为抵扣项多，实际税负远低于正式工薪收入。

结果是国家税收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在隐形增加。

更让伊藤担心的是这些零工从业者，年轻时缴税少，年老时却可能成为保障体系的依赖者。

“高桥，”伊藤放下报告：“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年轻分析员摇头。

“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数据本身。”伊藤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而是当我们把这些分析提交给上级时，得到的回应很可能是“但这创造了就业”、“这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在短期政治利益和复杂长期风险之间，决策者往往选择前者。”

伊藤指着报告中的一句话，脸色凝重道：

“平台经济在缓解短期社会痛苦的同时，可能正在埋下长期结构性危机的种子。

这句话在初稿审阅时就被要求删除。

理由是缺乏确凿证据、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平台经济背后，蕴藏着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

高桥沉默片刻，小声问：“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伊藤沉声道：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收集数据，完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