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给出最终条件，后续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李总可以比较一下，哪种对您来说风险更低。”

后排有人小声议论。李兆丰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但没再说话。

王裕民推了推眼镜：“白小姐，关于东南亚的政策风险，你的预案里提到了本地政商关系打理。但据我所知，韩安瑞家族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很深的人脉，这是他的主场优势。你如何应对？”

这个问题更棘手。承认对手的优势，会动摇投资人信心；否认，又会显得不专业。

Shirley沉默了两秒。

然后她说了一个在场大多数人都没听过的名字：“王总知道Tomy Wijaya吗？”

王裕民摇头。

“雅加达本地人，三十五岁，父亲是前能源部官员，叔叔是国会议员。他自己不参政，但开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帮外资企业处理政府关系。”Shirley的语调依然平稳，“韩安瑞在印尼的项目，有百分之七十通过这家公司运作。”

她顿了顿：

“而Tomy是我在硅谷读书时的学长。上周，他刚刚接受了我们东南亚分公司的顾问聘书。”

王裕民手里的笔停住了。

路演厅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这是今天Shirley第一次展露“底牌”，而且这张牌直接打在了韩安瑞最自信的领域。

卡尔顿的代表终于放下手机，抬起头认真看向讲台。

接下来的问题依然尖锐，但气氛已经悄然改变。投资人们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女人准备的深度，可能远超他们的预期。

十一点二十分，问答环节结束。

Shirley做了简短的总结，然后说：“今天所有演示材料，各位的邮箱里已经收到完整版。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我的团队随时恭候。”

投资人陆续离场。李兆丰走得最快，头也不回。王裕民倒是过来和Shirley握了握手，说了句“材料很扎实”。卡尔顿的代表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看了她一眼，然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