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认为隐患主要在几个方面。”祁同伟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社会稳定风险。像光明峰这样的大项目，涉及大规模征地拆迁，利益调整剧烈。李书记追求效率，手段往往比较……强硬。短期内或许能压住矛盾，但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群众，他们的怨气会不断累积。大风厂股权纠纷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情绪很大，我担心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

他观察着高育良的反应，见对方听得专注，便继续道：“第二，是决策风险过于集中。李书记事必躬亲，权威极重，这保证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下面的人只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一旦顶层决策出现偏差，整个系统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也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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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既点出了李达康模式可能引发的具体问题（大风厂），又上升到了治理体系的层面，直指其“人治”色彩浓厚的弊端，这恰好契合高育良这类学者型官员对“法治”和“制度”的推崇。

高育良缓缓点头，但并未轻易表态，而是追问：“还有吗？”

“第三，”祁同伟抛出了更具冲击力的观点，“我认为李书记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带有一定的‘破坏性’。为了速度和显性政绩，有时可能会忽略更深层次、更长远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历史文脉、社会公平。这种‘破坏性建设’，短期内光鲜亮丽，但从汉东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未必是福。您常教导我们，治理一个大省，如同烹小鲜，需要耐心和火候，不能老是急火爆炒。”

他将高育良平时的教诲自然引入，既抬高了老师，又强化了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高育良终于不再沉默，他轻轻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后靠，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慨，又像是赞许：“同伟啊，你能想到这一层，能看到‘破坏性建设’这个问题，说明你这次病，没有白生。你的确是长进了，看问题比以前深刻得多。”

这是极高的评价！祁同伟心中稍定，但不敢有丝毫放松，谦逊地说：“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可能有些杞人忧天。李书记的能力和成绩，大家还是公认的。”

“成绩要肯定，问题也要看到。”高育良摆了摆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刚才分析的这几点，很有道理。李达康同志，能力强，干劲足，这是优点。但有时候，过于追求效率，过于强调个人意志，确实容易出问题。治理一方，尤其是汉东这样的大省、老省，情况复杂，盘根错节，需要的是稳健，是平衡，是各方利益的兼顾。一味猛冲猛打，看似解决了旧问题，很可能又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地看向祁同伟：“你提到的大风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苗头了。同伟，你在公安厅长的位置上，维护社会稳定是你的首要职责。对于这类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点，要密切关注，提前预警，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站出来说话，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几乎是在明确授权和鼓励祁同伟，可以在适当场合对李达康主导的项目提出异议。祁同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立刻表态：“老师放心，我明白。我一定恪尽职守，紧密关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您和省委汇报。”

高育良满意地点点头，师生间的气氛似乎融洽了许多。又闲聊了几句家常和学界近况后，高育良似乎不经意地提起：“对了，亮平马上就要过来任职了，你们师兄弟以后可要多亲近，多配合。反贪局和公安厅，工作联系很多嘛。”

图穷匕见！这才是今天高育良来访的另一个核心目的——调和，或者说，安排他与侯亮平的关系。高育良深知侯亮平的性格和背景，也清楚祁同伟与侯亮平之间可能存在的芥蒂，他绝不希望自己两个最重要的学生内斗，影响他的全局。

祁同伟心念电转。他不能表现出对侯亮平的排斥，那会显得小气和心中有鬼；但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那不符合他以往的性格，也容易让高育良觉得他别有所图。他需要一种客观、甚至略带担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