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年），李永芳病逝于沈阳，享年五十八岁。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指着墙上的“忠”字（努尔哈赤所赐）说：“我这一生，对不起大明，也未必全忠于大清。但你们记住，不管在哪个朝代，领兵者当以民为天，当官者当以廉为镜。”

他死后，清廷追赠他为一等伯，谥号“敏壮”，入祀汉军旗宗祠。长子李延庚袭爵，后官至正蓝旗汉军都统，却始终对父亲的降敌耿耿于怀，康熙初年因“言语怨望”被罢官，郁郁而终。

次子李率泰则成了清初名臣，顺治年间任两广总督，平定南明残余势力，推行“海禁”却也减免赋税，百姓称他“李青天”。康熙十年（1671年）病逝，康熙帝亲赐祭文，称其“功在社稷，泽被两广”。

三子刚阿泰官至镶蓝旗汉军副都统，随康熙帝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阵亡，尸骨未存，只留下一块写着“忠勇”的灵牌。

李永芳的继妻钮祜禄氏活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临终前将李永芳的“免死牌”和张氏的休书一起烧掉，说：“恩怨都了了，让他安安心心做个古人吧。”

五、史笔春秋：降将的功过与争议

李永芳的一生，始终是历史的争议点。《明史》将他列入“叛臣传”，骂他“屈膝事敌，辱没祖宗”；《清史稿》则赞他“率先归附，为汉军之冠，功不可没”。

站在明朝的立场，他是叛国降贼的懦夫。抚顺关的降，让后金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了辽东门户，动摇了明军的军心，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明廷文人写诗骂他：“铁岭男儿骨应硬，何来屈膝拜夷酋？”

可站在百姓的角度，他的投降保住了抚顺一城的生灵。据《抚顺县志》记载，后金破城后，“因永芳降，不杀一人，不掠一物”，而同期被攻陷的清河城，则“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时的民谣唱：“李游击，降得好，救我妻儿免刀刀。”

站在清朝的角度，他是汉军旗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编练炮兵、推行屯田、开科取士等建议，为后金（清）的汉化和强盛奠定了基础。皇太极曾说：“若无李永芳，汉军岂能有今日？”

而站在李永芳自己的角度，他或许只是个在乱世中挣扎的普通人。他想做忠臣，却在百姓的生死面前低下了头；他想做孝子，却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他想做良将，却永远背负着“降将”的骂名。他手臂上的“不忠不孝”四字，刻了一辈子，也痛了一辈子。

如今，抚顺关的旧址早已湮没在尘土中，只有一块“李永芳降清处”的石碑，在寒风中沉默矗立。来往的游人看着碑上的字，或唾骂，或叹息，或沉默——就像几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从未有过定论。

或许，历史本就不是非黑即白。李永芳的降，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无奈。他用自己的名节，换来了一城百姓的平安；用自己的余生，为新政权的稳定出力。功过是非，早已融入辽东的大地，成为那段烽火岁月里，一道无法抹去的复杂印记。

正如他临终前对儿子们说的：“历史怎么写，由不得咱们。但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或许，就是这位明末清初第一个降将，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