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岁最大之喜，乃是两广！”他展开一本用红绳系着的册子，“尤其是广东！粤国公李元胤奏报，今岁粤省风调雨顺，加之战后安抚流亡、劝课农桑初见成效，广东一省实征秋粮达九十五万石！广西亦征得四十万石。两广合计，远超预期！”

这个消息让朱常沅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李元胤收复广东不过一年，便能交出如此成绩，确实不负重托。

然而，户部尚书接下来的话，又让他的心沉了下去：

“贵州方面，”户部尚书翻到另一页，语气沉重，“地瘠民贫，又屡经战乱，今岁秋粮仅征得约二十五万石。然贵州地处要冲，连接云南、广西，驻军不可少，岁出至少需四十万石，尚需湖广、广西接济。”

“云南 方面，晋王李定国奏报。滇省历经战火，今岁秋粮仅征得约五十万石。然云南大军云集，对峙清虏，消耗巨大，尚需朝廷不时接济。”

他放下最后一本册籍，总结道：“陛下，综核天下，今岁秋粮，各仓实入总数约在四百万石上下。然各处军饷、官俸、赈济等项，岁出至少需五百五十万石。即便竭泽而渔，严加催科，缺口仍在百万石以上。”

沉默，如同实质般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偌大的帝国，竟被区区百万石粮食难倒。

朱常沅久久不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他看向户部尚书：“户部有何对策？”

户部尚书躬身道：“臣与部僚商议，现有三策，皆非万全。一为加征，可在尚未加派‘三饷’或加派较轻的地区适度提高赋税。二为劝捐，号召官绅商贾捐输粮饷。三为节流，核减兵额，裁撤元官。”

“不可！”朱常沅断然道，“军队乃立国之本，将士粮饷一文不可减！宫中用度早已大幅削减，百官俸禄本就微薄，再减，谁肯为朝廷效力？”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

“加征如饮鸩止渴，非到万不得已不可轻用。劝捐之事可由万卿牵头，然不可强逼。”他转过身，目光锐利起来：